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，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，浓云滚滚，电闪雷鸣。文井同志担负作协党组副书记重任，工作和心理的负担可以想见。他当然不能回避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，战战兢兢，努力执行。但他更以纯真的人品和深刻的思想给同辈人作出表率。我列席过那些年作协的几次政治运动的集会，气氛热烈，火药味很浓，在当时的大背景下，到处都一样，而且不得不如此。发言者有的是随波逐流，有的是言不由衷，也有的是别有用意，今天回想起来，自然也可以付诸一笑。然而我记不起文井同志有过疾言厉色的发言，或者对被批判者有过戟指斥责。他未必都赞同这些“批判”，未必真认为那些他熟悉的人果真要戴上这样那样的帽子，但他处在那个位子上，不紧跟执行又能怎么样呢?我看到他常是默默地坐着，冷静地注视热度不断升高的会场，散会时也是默默地退场，看得出是强压住内心的波澜。
　　六十年代中，那场黑色的恶风兴起，三年大乱之后，中央机关的干部都被送往“五七干校”。1969年夏季某一天，我正在王府大街作协附近的电车站，忽然遇到文井同志和侯金镜、李季、张僖三位从作协机关走过来，大约去灯市西口乘8路电车回住处。四位一律短衣裤，每人挟着两只麻袋，劫难中不期而遇，且喜都还无恙，互相注视，会心一笑。电车站上不便多谈，何况又是在作协门口，一不留神，就会祸从口出。文井同志告我：“明天就去五七干校了。”我问去何处，他说远了，湖北咸宁，离长江不远，古云梦泽。我说：“你可是回老家了。”他笑笑，问我近况如何，我说几天后也要去干校，是郊区房山县。文井同志点点头：“哪儿都一样。”匆匆握别，连“珍重”二字都不便说，谁也不知何时能再见，何时才能走出那黯然的岁月，不免都有点怅惘。但文井同志却仍是一脸沉静坚毅的神色，他亲历过延安整风以来的多次风雨，不会像我们那样惶惶的。
　　一别四五年，1973年他奉命回来主持按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业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，着手整理被林彪、江青一伙摧残破坏得如同瓦砾场的出版事业。他带领一批有心人披荆新棘，开辟蒿莱，力争在满目荒芜的文化园地出几本可以看的书。那时即便重印几本史籍，也如雪中送炭，王府井新华书店就会出现排队争购的现象。作为主持人，艰难辛苦自不必说，还要应付来自上下左右的明枪冷箭。那几年见面不多，我只从其他同志处听到他的处境，为他在泥泞中奋战深感敬佩。
　　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他没有回作协工作，却不时读到散文新作，思想深沉，意境隽永，更能体现他一生不慕荣华、淡泊名位的品德。隐居东郊红庙北里普通的单元宿舍，远避日渐浮躁的红尘，过着清淡的日子；闭门读书，静观世态，认真反思自己的过去，对某些蝇营狗苟、追名逐利的丑行不屑一顾，甚至在交谈中都不愿提起。而对登门造访或者远道来信的青年朋友却热情相待，寄予厚望，如同他对未来总是充满了乐观。有一次我劝他：“你吃得太简单了，也要注意点营养。”他仍然淡淡一笑：“简单点好，营养足够了。”似乎比起战争年代，每顿午饭有一只鸡蛋、一根黄瓜已经很不错了。
　　近日读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上发表的他1997年8月做的一文，题为《我欠的债》。据文井同志的女公子严欣久女士介绍，此文曾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发表（原题为《心债》），在内地还是首次同读者见面。作此文时，文井同志已到八十四岁高龄，但他记着多年来记在心上的对亲人、对朋友要还的债，特别是对早已故去的夫人李叔华同志的债。文章只有短短五百字，却使人中心怦然，几乎泪下。李叔华同志，我五十多年前在东总布胡同46号他们住处见过几次，至今还依稀记得她端庄秀丽的音容，文井同志如今可以去偿还心债了。
　　遗体告别礼堂门口，横幅上五个大字：“你仍在路上”，是从他晚年一篇散文题目《我仍在路上》套来的。是的，他仍在路上，他永远在行进。文井文井，是口深邃的、永不干涸的井，长久地哺育和启迪着后来人。